“桑塔格去世后，每當出現需要闡釋的新現象，人們往往想知道她會如何看待這些現象，于是就會表達對她的懷念。這并不是因為她的答案總是正確的，而是因為，在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她超越了其他任何一位杰出的公共思想家，以一種在她之前或之后的知識分子都從未采用過的方式，為文化辯論定下了基調。人們可以和她爭論；無論是同意抑或不同意她的結論——無論她自己是同意抑或不同意她自己的結論——她既總結了她的時代，又對抗了她的時代。”
出自《桑塔格傳：人生與作品》的這段話，真是一段很棒的“蓋棺定論”。《衛報》曾說“我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桑塔格”，而《桑塔格傳：人生與作品》恰恰“讓她得以繼續無所顧忌地活著：好辯、任性，常常正確、永遠有趣，鼓勵我們在看到她最精彩的一面時提升自己。”
1933年，蘇珊·桑塔格生于紐約。她出生后由祖父母撫養，父母常年在中國北方做皮貨生意，在她5歲那年，父親在中國患肺結核去世。蘇珊·桑塔格的童年時代飽受文學熏陶，沉迷于莎士比亞、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維克多·雨果和叔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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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在芝加哥大學畢業并結婚的桑塔格前往英國牛津大學攻讀博士，不久后轉赴巴黎大學，深受法國知識分子傳統氛圍的熏陶。在此期間，她閱讀了大量歐洲哲學著作，結識了一批先鋒藝術家。
26歲那年，桑塔格回到美國，隨即要求離婚，并且要求不要贍養費，獨立撫養兒子。隨后，她帶著僅僅70美元、兩個皮箱和兒子來到紐約，任教于哥倫比亞大學。
1966年，桑塔格出版首部論文集《反對闡釋》，從此鋒芒畢露。上世紀70年代中期，桑塔格患上乳腺癌并進行了手術，同時寫出《疾病的隱喻》一書。這次病痛讓桑塔格轉變，不再局限于文學藝術，而是開始探究世界被遮蔽的真相。
當然，作為桑塔格最為人們所熟知的兩部作品，《反對闡釋》與《疾病的隱喻》有著共通性。前者提供了一種審美本體論，美、感受和藝術作品原本就是同一事物，闡釋只不過是“暴露出闡釋者對作品的不滿，希望以別的東西取代它”。《疾病的隱喻》則關乎同一主題，二者擁有相似的二元結構：客體與客體隱喻之間的關系。
作為當代最杰出的知識分子之一和時代標志，桑塔格的人生也折射著近百年來的思想文化圖譜。但與此同時，她也很難被定義。
她是作家、評論家，也是電影人，當她本人面對“您是誰？”這個問題時，她毫不猶豫地回答道：“我是一個流浪者，我從發現事物、相逢與交流中得到樂趣。我在美國時并不覺得自己是美國人，但我又從未像我在國外時那樣美國化。一切都令我感興趣，我所憂慮的只是我能否始終保持公正。吸引我的是那些最為蜿蜒曲折的心靈之路。關于它們，我想要用各種方式去描寫。”
在《桑塔格傳：人生與作品》一書的序言中，作者本杰明·莫澤寫道：“蘇珊·桑塔格是美國最后一位文學巨星，是一個時代的閃回，那時作家不僅受人尊敬、備受景仰，還可以名揚天下。但在此之前，從未有哪位對格奧爾格·盧卡奇的文學批評和娜塔莉·薩洛特的新小說理論中的缺陷表示不滿的作家，像桑塔格那樣迅速地引人注目。她的功成名就確實令人驚嘆：那完全是在眾目睽睽之下一路表演下來的。”
桑塔格的成名，也與她的形象有關，“高挑的身材，橄欖色的膚色，‘有著畢加索畫中人輪廓分明的眼瞼，神情寧靜安詳，不像蒙娜麗莎那樣地嘴角上揚’，桑塔格吸引了她那個時代最杰出的攝影師們的鏡頭。”
有趣的是，“在保持美貌這件事上，從來沒有哪個大美人會少做努力。她經常對在照片中偶遇這位迷人的女子表示驚訝。在她生命的最后時光，看著自己年輕時的照片，她倒吸了一口氣。‘我以前真漂亮！’她說，‘而我那時對此一無所知。’”
她也是矛盾的，“一個年紀輕輕的美女，學識淵博得令人生畏；一名來自紐約知識分子圈苦行僧堡壘中的作家，與上一代人聲稱所憎惡的當代‘低俗’文化融為一體。她并不根兒正苗紅。盡管眾人紛紛效仿其形象來塑造他們自己，但她的角色形象絕對是不可能得到令人信服的復制的。她是這世上獨一無二的。”
最讓我感興趣的是桑塔格在薩拉熱窩的經歷。如今在薩拉熱窩，波斯尼亞民族劇院的院前廣場就名為蘇珊·桑塔格廣場。為何波黑人會如此看重一個美國作家？
早在1992年9月，桑塔格的兒子戴維就來到了波斯尼亞。“像許多前往薩拉熱窩的記者一樣，他之所以去，是因為他相信，可能只是隱隱地相信，文明世界是存在的，自己有責任告訴這個文明世界這里發生了什么。而在這次行程結束前，戴維問后來創立薩拉熱窩電影節的米羅·普里瓦特拉，是否需要他下次帶東西或人過來。對方說：“最適合來這里了解情況的人肯定是蘇珊·桑塔格。”戴維沒有說桑塔格是自己的母親，只是說會盡力而為。幾周后，戴維出現在米羅家門前，同行的還有桑塔格。
1993年4月，桑塔格第一次到訪薩拉熱窩，這里成為她人生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地方。
桑塔格與那些跑到薩拉熱窩幾天、為無辜民眾吆喝兩聲的名人不同，也與那些嘴上支持波斯尼亞人民的人不同，她真的扎根于這座城市。據說，她第一次到訪時，有人問她：“您此次來薩拉熱窩觀光旅游感覺如何？”桑塔格的回答是：“年輕人，不要提蠢問題。我是一個嚴肅的人。”
桑塔格在薩拉熱窩執導戲劇《等待戈多》時，整部戲的制作是在沒有電、沒有什么像樣的戲服的情況下完成的，而且所用的布景也不過是聯合國發放的塑料布——用來替代狙擊手打碎的窗玻璃。然而，這場制作成了某種意義上的文化事件：它展現了現代主義文化的過去，還展現了它在特殊情況下可能會是什么樣子。
1995年下半年，波斯尼亞戰爭交戰各方簽署了《代頓和平協議》，在那之前桑塔格又回到波斯尼亞七次。她的生活變得與波斯尼亞密不可分。
被譽為“美國公眾的良心”的桑塔格曾說過：“作家的首要職責不是發表意見，而是講出真相……以及拒絕成為謊言和假話的同謀。”她的一生，恰恰是這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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