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八角籠中》的熱映將人們的目光拉向了大山。影片中的蘇木原型，已是現實中的蠅量級金腰帶冠軍。如果沒有體育，他現在可能還在家里放牛。和蘇木一樣，電影原型大多是山區留守兒童或孤兒，他們通過體育改寫命運，最終，走出大山。
7月，在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火紅的三角梅開得正艷，天空很低，云層觸手可及。《環球人物》記者來到大涼山，看到隨著脫貧攻堅的勝利和鄉村振興的推進，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山區孩子，這里的孩子也像電影中一樣，找到了更加多元的人生出路。
妞妞合唱團就是這樣一支組合。歌聲為她們插上了夢想的翅膀，讓她們登上中央歌劇院、中央音樂學院等國內一流殿堂。音樂對她們還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妞妞(彝語，女孩)們第一次坐上飛機去北京演出，知道了云的上面是什么，看到了云的下面房子那么小。原來，“世界那么大”。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吉布小龍和妞妞們的合影。
最開始，妞妞合唱團也有男孩，結果男孩子“更喜歡激烈一點的對抗式運動”，合唱團慢慢變成了全是妞妞。在海拔2000多米的普格縣大槽鄉中心小學，妞妞合唱團的發起人、小學老師吉布小龍向《環球人物》記者講起這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過程。其實，女童命運的改變，更能體現一個地方的人文底色和實質進步。
妞妞們寫給吉布小龍的話。(本刊記者 王秦怡 / 攝)
小龍老師的合唱團
“我不怕森林深處兇猛的豺狼，我翻過高山深谷看見了彩虹，爸爸媽媽不會永遠陪在我身旁，星星月亮伴著我，聽蟋蟀歌唱……”
——《勇敢的妞妞》
認識吉布小龍的最好方式，是走入他的排練日常。
下午5點半，排練開始了。按照專業合唱團的授課方式，老師會一遍一遍地校正孩子的音準，直到她們表現得天衣無縫。吉布小龍就聽說過這樣的老師，在成都，他朋友的孩子因為喜歡唱歌報了合唱團，去了幾個星期后，孩子死活不愿意去了，“快樂和天性被抹殺了”。有時，小龍老師也教一些最基礎的樂理知識，教得多了，妞妞們就說：“老師，唱歌還不是像學數學一樣無聊。”
“我的合唱團，首先是希望妞妞們獲得自信，尊重別人，看見世界，做一個有愛的人。”這是吉布小龍對妞妞合唱團的理解。自信、見識、愛，任何一點都高于表現的專業性。
在他的排練現場，孩子們不用保持刻意的隊形，想甩頭就甩頭，想跺腳就跺腳，想扭屁股就扭屁股。剛開始練歌，有人捂著嘴哼哼唧唧，害怕自己被聽到;有人一直摳手指，掩飾自己的緊張;還有人把頭別到一邊，不看老師，肢體僵硬。吉布小龍就逗她們，故意做一個很丑的表情，等她們笑了以后，問她們：“你覺得唱歌快不快樂?快樂，你為什么不笑?”
合唱團沒有篩選機制，小學畢業前，想參加的孩子都可以參加。早期，妞妞們的家長拒絕孩子加入，怕耽擱學習，也嫌沒人幫摘花椒、種煙葉，“唱歌?又掙不到什么錢!”甚至學校的其他老師也有類似看法。為了不耽擱她們的學習，吉布小龍尊重孩子的意愿，在六年級小升初的關鍵階段，是否繼續合唱，由孩子自己做決定。但有意思的是，每一年小學畢業生的年級第一名，都是合唱團的孩子。爭議慢慢就少了。
大槽鄉多樹，也多山，螺髻山脈綿延整個鄉里，一年四季綠意蔥蔥。有時，吉布小龍會偷偷帶妞妞們離開學校，到自然里去。她們觸摸春天的泥土，看樹木抽出嫩芽，閉上眼睛感受森林的氣味，傾聽河流的聲音。再害羞的孩子似乎也被自然的氣息感化了，興致勃勃，扯開嗓子，唱一唱。
大槽鄉中心小學里妞妞合唱團的宣傳牌。(本刊記者 王秦怡 / 攝)
這種頗具前瞻性的教育，和吉布小龍有關，更和當地孩子的成長環境有關。走在鄉間，不時有當地人騎著摩托車呼嘯而過。吉布小龍告訴《環球人物》記者，馬上就到彝族一年一度的火把節了，那些遠行打工的父母已經提前回鄉，等到火把節過完，又將奔赴遠方。
“我們小時候買顆糖都要守著喝酒的大人，拿酒瓶賣錢買糖吃。現在物質條件越來越好，但很多是留守兒童，爺爺奶奶只關注孩子的吃喝和安全，哪兒也不讓去。小孩很孤獨，沒自信，也經不住誘惑，看到回鄉的年輕人光鮮亮麗，就想輟學打工。”吉布小龍說。
他曾看到一個姐姐背著弟弟坐在院子里朝外張望，坐一會兒，在院子里轉一圈，洗一下手，又繼續坐著，“我在那兒觀察了30分鐘，覺得她像被關在籠子里的小鳥一樣，很可憐”。
吉布小龍想起自己的童年。學校在徒步1個多小時的山路那頭，他常常滾著鐵環去學校，放學了就瘋玩，掏鳥窩，摘野果，在河里游泳。父母從不責備——彝族崇尚自然，自稱“大地之子”，對火、太陽、樹木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很快樂，感覺自己無所畏懼。”
如今回看，他覺得這就是解放天性，他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正源于此。直到現在，他寫曲的習慣還是想象那些畫面，或者到自然中去，“跟著云朵的形狀，就會哼出旋律來。躺在松林里，聽風吹松濤鳴，旋律也在腦海里”。
妞妞合唱團的很多歌和曲都是吉布小龍寫的。他希望孩子們有屬于自己的歌，而不是來自短視頻里的口水歌，都是關于愛情的。
所有歌中，他最喜歡的是《勇敢的妞妞》，那原本是他寫給合唱團里某個妞妞的——孩子住在另一座山里，父親已經去世了，有一天母親生病，她打著手電筒來鄉里抓藥。“她告訴我，好像背后有什么跟著她，特別害怕。”吉布小龍寫了《勇敢的妞妞》來鼓勵她，用歌聲為她加油打氣，沒想到其他孩子都很喜歡。
聽見她們
“哦嗚哦嗚，啊呀啦，到底向誰訴說。哦嗚哦嗚，啊呀啦，誰都聽見了。聽見了你呀，聽見了她，聽見了我們的夢。聽見了夕陽，聽見山風，聽見了我們的歌……”
——《聽見妞妞》
現在，妞妞合唱團有30名學生。9月開學后，因為初中在普格縣里，距離大槽鄉中心小學很遠，高年級的妞妞們將離開合唱團。
同時，更多低年級的妞妞將加入合唱團。
但在最初“招兵”時，孩子們可沒有現在的熱情。那是2016年，吉布小龍剛來到大槽鄉中心小學，他考的是“音樂老師”的崗位，卻受制于學校教師缺乏，成了數學老師和語文老師。最初更多是出于個人興趣，他拿著一個小本，一個班級一個班級地跑，興沖沖地說了自己的構想，問有沒有人現場報名。一頓靜默。孩子們你戳戳我，我戳戳你，就是沒人舉手。他又補充，私下里遞紙條給我也可以。結果還是一樣。
轉機發生在2018年。具體彈的什么歌，因為什么原因，吉布小龍都忘記了。他只記得自己心情不好，拿了把吉他在操場邊的樹蔭下，自彈自樂，沉浸其中。彈著彈著，4個孩子圍在他身后，跟著他輕聲哼唱起來。他心頭一動，問孩子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唱。孩子們點了點頭。4個孩子有兩個女孩和兩個男孩，吉布小龍給這個合唱團起名“陽光合唱團”。
這之后，合唱團在音樂教室排練時，常常有孩子出于好奇，趴在窗戶上看，膽大一點的則直接蹲在門口。對于這些“圍觀者”，吉布小龍逮著了，就一定要問一句，“來不來?”合唱團就這樣壯大起來。
吉布小龍和妞妞們排練。
排練之外，吉布小龍喜歡和妞妞們聊天，了解她們的家庭情況和想做的工作。
他發現，孩子們的夢想很局限，走不出這一座座山——有想當警察的，這樣自己家牛羊丟了，就可以把小偷全抓起來;有想開養豬場的，這樣可以天天吃肉;還有想去鎮上開超市的，這樣就能賺很多錢。
在山區，相比男孩，女孩更難掌控自己的命運。如今，九年義務教育讓女孩們都有學可上，但當地人根深蒂固的觀念卻很難改變。彝族女孩在15歲到17歲之間，有一場換裙儀式，換上成年女子的裙子，宣告步入成年，可以定親。吉布小龍就有兩個16歲的學生，被父母或哥哥許給了同鄉。“我聽了以后特別難受，她們都很乖，一個初中畢業，另一個才上到六年級，但因為上學晚，已經過了義務教育的階段。”
越和妞妞們相處，吉布小龍越希望她們可以走出自己的路。去中央電視臺演出，他讓孩子們觀察那些導演：“是不是都是女的呀?把一幫大男人指揮得團團轉!”妞妞們嘻嘻哈哈笑了，他也不知道她們聽進去了多少。
走在北京的街頭，看著燈火璀璨的摩天大樓，他告訴妞妞們，這一晚上的電費夠你們家生活一年了，但接下來才是他更想說的話：“你們看，哪一個人不是行色匆匆，為夢想奔波。你們也想來大城市，但沒有知識、沒有過硬的本領，待不了幾個月就得回家。”
妞妞們去北京參加演出。
《環球人物》記者見到了幾個妞妞合唱團的孩子，決定問問她們吉布小龍早年問過的問題：“你們將來想做什么?”她們嘰嘰喳喳，有的說想當警察，“因為想保護人民”;有的說想當音樂老師，“像小龍老師一樣”;一個皮膚被陽光曬得黝黑的女孩，等其他人都說完了，才語速緩慢地說：“我想當消防員。”她眼睛很大，說話怯怯的，但雙眼發亮：“因為我想讓小動物有一個安康的家。”
跟著音樂去過遠方，她們人生的夢想終于跳出了大山。
一個圓
“阿甘拉仁，朋友很多。阿甘拉仁，總在忙碌，酒肉朋友把他拋棄在街頭。阿甘拉仁，偷偷在哭泣，這是為什么?阿吧吧，孩子哭著哭著就笑了。阿吧吧，大人笑著笑著就哭了……”
——《阿甘拉仁》
越走近吉布小龍，越會發現，他與合唱團、與大涼山的故事像極了一個圓——他和孩子們的成長經歷高度相似，他是山里孩子的教育者，同時也是受益者。
在童年很長一段時間里，吉布小龍都在好奇一個問題：那些大卡車都開到了哪兒?車上的人呢，他們從哪里來，要往哪里去?作為土生土長的普格縣螺髻鎮人，從小，他就看著各種大巴車、大卡車在鎮上來回穿梭。螺髻鎮西距普格縣城30公里，北距州府西昌32公里，212省道從鎮子中心穿過，是連接川滇兩省的交通重鎮，但在讀大學前，吉布小龍的生活半徑僅限于縣里。
這種孩子式的好奇，無法說與他人聽，最后都化在了音樂里。父親帶回來一臺雙卡帶錄音機，吉布小龍背著大人打開聽。聽那些彝語山歌，他總覺得好像在聽別人訴說著什么。
后來，他才意識到，歌里縈繞著一種憂傷的情緒，“先民住在大山里，唱的歌也都是‘我家門前有座山’。情哥哥想情妹妹，可是妹妹住在山那頭，走過去太難太難。媽媽嫁女兒，下次相見，不知道是何年何月”。
1999年，吉布小龍升入初一，是村里25個孩子中唯一繼續念書的。再長大一點，報考高考志愿時，吉布小龍想去學音樂。父親不同意，拒絕支付參加藝考的路費。母親悄悄塞給他800塊錢，是她賣花椒的所有費用——那時，在山里人看來，把音樂當營生都是“阿甘拉仁”(彝語，不務正業、游手好閑的人)，算不得什么出路。
等到了成都，吉布小龍才知道800塊錢太少，根本不夠吃和住，但他還是覺得“外面的世界太好了”。
他長了很多見識——音樂專業藝考有“練耳”一項，老師背對著他彈奏，學生要馬上回答出準確的音階。“老師彈完了，我沒說話。他又彈了一次，我又沒說話。老師就問，你怎么回事?我才知道，練耳就是要把這幾個音都說出來。”
可能是彝語民謠打動了藝考老師，18歲的他進入四川音樂學院流行演唱系，成為村子里第一個本科生。開學前的8月，校友李宇春、何潔火遍全國，分別獲得《超級女聲》比賽的冠軍和季軍。吉布小龍正是懷著這樣激動的、瑰麗的音樂夢入學的。
入學后當然是有落差的。幸運的是，在他覺得其他人都時尚、只有他很土時，一位老師鼓勵說，他沒有形成套路化的發聲方式或表演技巧，“是一塊璞玉”。
2009年大學畢業后，吉布小龍和一位藏族朋友組成“青稞蕎麥”組合，去北京、成都、昆明參加《星動亞洲》《超級男聲》等比賽，但通過海選后，都沒了下文。最難的時候，他的兜里只有3塊錢，靠著大口大口喝白水充饑，早上一睜眼想的是可以去哪家酒吧演出。別人邀請他出去玩，他便假裝自己在忙。
吉布小龍(左)和朋友央章次爾組成了“青稞蕎麥”組合。
但那也是一個勇敢追夢的時期。“音樂是我的精神食糧。這時，只有音樂能帶給我安慰，讓我看到前方的那束光。”靠著一把吉他和許巍的《藍蓮花》《曾經的你》，他熬過了一天又一天。
家鄉的風
“螺髻山的風，吹不進媽媽的懷抱。螺髻山的風，越不過爸爸的肩頭。螺髻山的風，吹不落天上的雄鷹。慢慢地長大啊，吹痛我的臉……”
——《螺髻山的風》
成為小學老師并非吉布小龍的主動選擇。在外漂泊了3年，他并不甘心回到大山里，可現實是，那3年，他連填飽肚子都困難。2012年，他終于下定決心，回到大涼山考了家鄉的教師崗。
剛開始的兩年，吉布小龍在木里藏族自治縣教小學。木里縣地處青藏高原東南端，要去往那所小學，他必須先在西昌搭火車，再騎馬上山，單程需要14個小時。山上信號差，每次和家里通電話時，他得爬到最高的山頂上，反反復復找信號。
看到朋友們還在寫歌、出單曲，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感覺只有他與外面的世界隔絕了。“時刻在斗爭，我是去唱歌，還是當老師?”
但在和孩子們日復一日的相處中，吉布小龍找到了當老師的樂趣。他給孩子們講飛機像大鳥，火車像蛇，里面可以坐很多人。孩子們不相信，他就下載好視頻給他們看，看到他們的眼睛亮晶晶的。生病的時候，他躺在房間里，孩子們想看望他又害羞，就趴在窗戶外靜靜地注視著。摘了梨子，撿了蘑菇，看到好看的花兒，他們也都像獻寶一樣拿給老師。
“他們身上有一種清澈的冰一樣的感覺，很透明，很純潔。”吉布小龍不再想“逃跑”，“我不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唱，也可以唱給這些孩子聽”。
之后，他從木里縣回到普格縣，先后在不同學校任教。無論在哪里，吉布小龍都會在工作空隙寫歌、唱歌、彈吉他，這些事就像刷牙、洗臉一樣，嵌入了他的日常生活中。再后來，他終于組建起了自己的合唱團，妞妞合唱團從鄉里唱到縣里，又唱到了全國各地。
很多演出找到了妞妞們。有一次，一家企業找到吉布小龍，請合唱團和某位演員合唱。吉布小龍沒有多想就答應了——這位演員人生經歷很勵志，“孩子們見到他會很開心，也會被他的故事鼓舞到”。結果拍攝開始后，吉布小龍才注意到，企業在鏡頭前擺了一堆商品，“把孩子們當廣告”。
此后，他面對演出邀約特別謹慎，只接公益性演出，拒絕設定好的劇本，拒絕“賣慘”“賣眼淚”、把妞妞們當作消遣。
篩選上臺演出人員也讓吉布小龍頭疼。有的演出平臺對上臺人數有限制，這意味著并不是所有的妞妞都能上場。吉布小龍感到很殘酷，干脆把合唱、排練視頻發給導演，讓導演篩選。不過，妞妞們的承受力比他想象得要好，她們嚷嚷完“小龍老師偏心”，情緒很快就過去了。或者，他告訴那些被淘汰的妞妞們，老師下次再帶你去，她們又開心起來。
在所有演出中，吉布小龍最難忘的是中央歌劇院的演出。他至今覺得像做夢一樣——歌劇廳分為3層，大得空曠，聲音從麥克風擴出后還會返回來，他感覺周遭的歌聲、樂器聲似乎穿過了他的身體，震顫著他的靈魂。從前，他們在荒野中唱，在田埂上唱。那一刻，他和妞妞們站在了國家級音樂殿堂，身后是國內數一數二的管弦樂團。“內心特別幸福。”吉布小龍說。
妞妞們上臺演出。
現在，吉布小龍很想寫一寫家鄉的風，“小時候，我很害怕風。父母去守山上的羊圈，家里只剩我一個人，風從屋頂刮過，很嚇人。但更多時候，它給我一種安全感，風吹過來，像在擁抱著我一樣”。
妞妞們和歌手譚維維同臺演出。
風吹啊吹，一代又一代人在山間長大，不同的是，新生一代擁有了更多選擇的可能。而這些選擇更和時代所能提供的土壤相關，政府的引導和幫助、社會各界的給予、家庭提供的支持，共同構成排云而上的風，吹起妞妞們的夢想。(本文圖片除特別標注外皆為受訪者提供)
關鍵詞：
責任編輯：Rex_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