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母輩甚至更老一輩的記憶里，親情是大家庭生活必然的一部分，即便“遠親不如近鄰”，親戚也會通過節假日、紅白事維護彼此的聯結，所以“走親訪友”也是比較日常的往來方式。
而親戚作為一種關系，正在經歷著某種危機。
(資料圖)
前不久，《三聯生活周刊》一篇名為《33歲，我帶著父母一起“斷親”》的文章引發了網絡熱議。文中的作者潘朵拉出生在廣東的三線城市，如今是一名文藝工作者。他的父親作為家中長子，承擔著責任的同時也受到來自各方親戚的壓力。早年由于學習不好，潘朵拉常常被叔叔阿姨們拿來和自己的孩子比較，并遭遇冷嘲熱諷。而在他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一所好大學后，親戚們的態度瞬間又360度大轉彎，開始令他感覺到“尷尬”的吹捧。
在潘朵拉眼中，親緣關系更多時候并不是親情的代名詞，而象征著一種毫無邊界、讓人倍感壓力的社交。于是，在大學畢業之后，他選擇了和家里的親戚“斷親”，“微信不回，問候不發，祝福更是沒有”。甚至在感受了持續多年來自親戚的壓力后，他的父母也和他一同與親戚們逐漸淡了聯系。文末，他寫道：“算一算，我已經快十年沒回老家了，‘斷親’之后，不用應付親戚們的日子實在太爽了”。
隨后兩天，“為什么這屆年輕人開始斷親”的話題登上微博熱搜。實際上，類似的話題在近兩年曾經頻繁出現在微博熱搜中。同樣“周期性”出現的話題，還有這幾年春節時的“為什么這屆年輕人都不走親戚了”，以及豆瓣常年活躍的“奇葩親戚吐槽組”。都說現在的年輕人生活在自己的信息繭房之中，但提起自家那些煩人的親戚，似乎永遠是有共同話題的。
親戚的飯局：
年輕人的“不幸”如此相似
“遠親不如近鄰”“親不過三代”，與中國的幾句老話相似，與親戚的關系越來越淡漠正在成為年輕人中一個常見的現象。在討論有關“斷親”的話題時，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胡小武的一篇論文《青年“斷親”：何以發生？何去何從》經常被提起。基于1200份調查樣本，該研究發現，年輕人的年齡越小，與親戚聯系越少。18歲以下的被調查者“基本不怎么與親戚聯系”，18~25歲、26~30歲的“90后”年輕人大多數人只是“偶爾與親戚有聯系”。
用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的話來說，中國傳統的鄉村社會在一個“差序格局”下運作，每一家都以自己作為中心，形成一個圈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像一枚石子投入水中激起的波紋，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遠，也越推越薄。在人口流動并不頻繁的時期，整個鄉村社會的這種血緣關系網絡是一個封閉的循環，不僅維持著傳統秩序的穩定，也為個體抵抗風險乃至生存發展提供著保障。
隨著城市化進程和人口流動的加速，年輕人在生活空間上與曾經的親戚們相距越來越遠。這不僅意味著年輕人和親戚之間交流上的疏離，也意味著“親戚們”不再能作為個人抵抗風險、尋找機遇的依靠。胡小武就在論文中指出，中國人的社會資本網絡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學緣、地緣而非血緣的關系逐漸開始成為社會關系的重要方面。
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找工作。在豆瓣“奇葩親戚吐槽組”和微博熱搜“斷親”的話題下，最高頻出現的年輕人對親戚的反感就是對工作的“指指點點”。“只有體制內的工作算好工作……他們沒聽過的公司就是不好的公司”，類似的吐槽精準地道出了這種變化。盡管在中國社會，個人的關系網絡始終是找工作非常重要的媒介。但根據社會學家邊燕杰的調查，從2009以來，盡管靠個人關系網絡找到理想工作的比例始終在上升，甚至占到80%以上，但其中相當一部分關系并不是親緣關系這類強關系，而是馬克·格蘭諾維特所說的“弱關系”。格蘭諾維特也在《找工作：關系人與職業生涯的研究》中比較全面地論述了這點，即相對于生活環境相對同質化也更為局限的親戚，你偶然認識的工作同伴、并不是太熟的社團同學，反倒可能為你帶來更多元化的工作可能性。
近些年，隨著《都挺好》等電視劇的熱播，蘇大強式令人無比窒息的親戚的形象逐漸深入人心。不過，若是親戚們都行事如電視劇一般極端，或是對年輕人毫無底線地百般索取，“斷親”似乎會成為一個不假思索且應該做的選擇，而并不會成為一個常常讓人感到“鬧心”的問題而總被提起。在這一話題之下，許多時候大家對親戚困擾的反而是一些非常具體的“硌硬”，它們或許沒必要被上升到非常大是大非的地步，但積少成多，總會在逢年過節的時候讓年輕人不悅一陣。
這個非常具體的場景經常是親戚們的“飯局”。網友們給親戚飯局的“話語體系”做了詳盡的歸納：如果家中的年輕人尚在讀書，就是以社會閱歷豐富的“過來人”身份指點什么樣的工作值得做；如果是年近三十還單身，就是催戀愛、催結婚。若是有多個同齡的晚輩在場，拿同齡人來相互比較更是少不了。而很多時候，讓年輕人最反感的反倒并不是這些無謂的嘮叨，而是在飯局這種場合，為了維護親戚的“面子”，年輕人是不能頂嘴的。換而言之，盡管由于生活經歷的差異，親戚們的“建議”和年輕人經歷的現實完全不符，他們也很難進行有效的溝通。
社會學家翟學偉對這種中國傳統的社交規范有一個非常精辟的判斷，在他看來，同樣是把社交場合看作一場表演，所謂中國人的“臉面觀”，和美國學者戈夫曼所講的“擬劇論”有一個微妙的不同。如果戈夫曼強調的更多是人們在社交中作為演員的“演”的成分，中國人則更加看重“演員”和“觀眾”的關系。比如，領導講話時即便洋相出盡，但下屬們依然要極力捧場，形成“丟臉但有面子”的狀態。換而言之，在一個特定的關系場域中，不同角色之間的位置關系是最重要的。
對于很長時間不能見一面的晚輩和長輩親戚來說，逢年過節的飯局越來越成為一個儀式化的場合，長輩親戚說了什么，是否正確，可能都不重要，重要的則是親戚“表達關心”和晚輩“接受關心”的形式。翟學偉認為，中國傳統社會人們之間那種對交往時間有著較長期待、空間選擇性較低的“固定關系”，更容易形成講“臉面”的文化，而隨著新一代的年輕人逐步從傳統的語境中脫嵌出來，類似的場合給“親戚”面子，無疑并不再被視為禮節，也不被視為一種包含真實情感的互動，而是一種空洞的繁文縟節。也難怪在討論“斷親”的話題下，很多吐槽都認為親戚們的噓寒問暖背后是一種“虛情假意”。
對“斷親”的社會焦慮，
質疑了“斷親”
“斷親”的話題提出后，許多人對中國社會親緣關系的淡漠表示擔心。但從很早時有關“陌生人社會”到來的討論開始，隨著核心家庭的崛起和擴大家庭的衰落，年輕人和三代乃至兩代內的親戚逐漸疏遠幾乎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相比之下，“斷親”這個在媒體話語中被炒熱的詞語更像是一個并不新鮮現象的“新瓶裝舊酒”。而比這個詞指涉的現象更有趣的，或許也是這個詞的使用本身。
從各個角度來看，“斷親”都是一個非常符合如今互聯網傳播規律的詞，它和“斷交”“斷聯”等詞的聯系使其具有了極端化的色彩。在強調和諧的中國社會文化中，“斷”帶有的負面聯想，也會常常讓與之相關的現象被視為一種需要被解決的問題。因此，不論是專門討論“斷親”的論文，還是相關的新聞評論，也大多都會將落腳點置于“如何應對”這一現象上。比如，胡小武論文的結尾，就指出隨著“90后”“95后”成為父母一代，會在心態、責任感等方面經歷一輪調適，他們對于親緣的關注也會隨之喚醒，在“斷親”后形成一種新的親緣回歸。
在一定程度上，“斷親”一詞承載的將親緣關系淡漠化視為一種問題的擔憂，恰恰反映了親緣在潛意識中依然是當今社會非常重要的力量。曾經寫出《中國社會的個體化》的著名人類學家閻云翔于2021年編輯出版了《倒立的中國家庭：21世紀早期的代際互動和新家庭主義》一書，其中，他提出了一種“新家庭主義”的分析框架，并指出近20年來，家庭在中國社會中的重要性在顯著上升。隨著改革的推進，國家整體的制度性支持在社會生活諸多領域的退出，越來越多的風險和責任需要個體承擔，而個人往往還難以具備承擔的能力，此時家庭依然成為大多數人的“托底”選擇。在家庭內部，近20年來的中國，代際、親子間的關系甚至超過了夫妻之間的親密關系，成為家庭內部的主軸。
而在2022年接受新京報專訪時，閻云翔更是指出，中國文化中的“關系本體論”特征，更是讓中國人的“家”概念并不容易被拋棄。中國文化中的“家”有著近乎無限的彈性，并不是一個實質性的存在，而是一個關系型的存在。“它的大小和性質完全由它在具體情境下所囊括的人際關系所決定”。一方面，這解釋了為何親戚們的問候常常讓年輕人感到一種無所適從的“越界”，這或許因為晚輩和親戚心中“親密家人”的范圍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它也暗示了習慣于用關系界定自身的中國人，很難輕易地斬斷親緣聯系。
個體化、結構性風險等現實條件的制約，都會使得新家庭主義難以減弱。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是否應該從徹底“斷交”的角度來理解所謂的“斷親”現象，是值得質疑的。而年輕人是否過于地“個人主義”，以至于開始拋棄親情，或許也是一個有些杞人憂天的問題。
“斷”文化背后年輕人的敏感
盡管在相關話題中，親戚往往是被年輕人吐槽的存在，但也總有一些親戚是更受歡迎的。比如前段時間曾經引起過討論的“小姨文化”。很多人覺得，每個家族里最特立獨行、最像自己“知心姐姐”的人往往是小姨。也有人分析，這也許因為小姨常常是多子女家庭中那個更受寵愛的，在物質方面相對小的壓力和責任，更容易讓小姨擁有被呵護的自我意識。而這帶來的更關鍵的一個不同，就是對自我邊界的尊重。正如網友在小姨文化的討論下分享的：小姨不僅不會像其他親戚一樣“爹味”地指責他們的選擇，相反，會鼓勵他們過自己想過的生活。
與是否對年輕人“斷親”表達憂慮相比，借此反思親戚朋友之間交往的邊界感似乎是更有意義的話題——畢竟，這些話題下人們的注意力常常在吐槽親戚的不合理行為，卻忽視了“如何做好一個親戚”本身，可能是一個更為困難的話題。很多時候，親戚和晚輩對“噓寒問暖”的“編碼解碼”是有嚴重錯位的。對這一代年輕人來說，核心家庭之外的親戚處在一個“有些親，但不多”的尷尬位置上，同樣是問學業/感情這樣的私人問題，父母問更像是關心，而叔叔阿姨問，就像是有些別的意圖：或許是和他們家的孩子攀比、或許是表達“羨慕嫉妒恨”……
美國《紐約郵報》的一篇有趣的文章就討論了一個有關“做小姨的界限”的問題。比如，如果你是一個孩子的小姨，覺得他的父母教育他的方式不妥，應該如何分別和父母與孩子溝通？如果你特別愛這個孩子，甚至覺得自己能比他的父母更好地愛他，又應該怎么得體地表達這種情感？
文章給出的答案都并不重要，也并不可能適用于任何場景。關鍵是“邊界感”正在逐漸成為社會中不可忽視的議題，從親緣關系，到朋友關系，乃至工作關系，不一而足。如果我們細細思考，會發現年輕人近些年特別喜歡與人和事物切斷聯系，重塑邊界，不僅提“斷親”，也提“斷舍離”——后者指的是一種極簡主義的生活，盡可能地降低物欲和過度社交的干擾。
盡管如前所述，在實際行動上，這種“斷”并沒有實踐得特別徹底，但年輕人對人與人之間邊界的感知無疑是變得更敏感了。
德國哲學家斯文婭·弗拉斯珀勒非常敏銳地捕捉到了這種現象。在《敏感與自我》中，她通過對埃利亞斯、尼采、列維納斯、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梳理，闡釋出現代社會總體轉向“敏感化”的趨勢。這首先體現在現代人對人和人之間物理距離的越發重視，以及對“觸摸”的恐懼。這種邊界感的增強更關鍵的變化更體現在觀念層面：我們說出的語言開始接受更嚴格的審視，所謂的“關心”可能構成一種壓迫，所謂的“贊揚”則可能形成一種凝視。
這和社會學家萊克維茨在《獨異性社會》中的判斷也有著異曲同工。萊克維茨認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新興中產階級的崛起，個體非凡的創造力、獨特而差異化的審美、敏銳的感受力已經日漸成為當代的核心價值。當然，它們也帶來了生活中的抑郁、作為辯論場所的公共空間的萎縮。
對于“90后”尤其是“Z世代”年輕人（網絡流行語，指在1995年至2009年之間出生的人）來說，這種“獨異性”追求和社交媒體的高度發達也有關聯。《衛報》今年的一篇文章就提到，社交媒體對年輕人最深刻的影響，其實是它讓年輕人越來越以社交媒體上的發言來界定自身。而社交媒體的“繭房化”，常常也讓這種界定成為一種回聲室中的自我確證。年輕人的自我被強化，但與自己不同年齡、不同觀點的人之間的距離可能在拉大。
在弗拉斯珀勒看來，除了社會結構的轉變、社交媒體的發展使得年輕人的生活逐漸虛擬化之外，疫情成為又一個關鍵的因素。她不無犀利地寫道，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盡管我們并不承認——但新冠疫情期間對社交距離的嚴格遵守并不完全是一種損失，相反，它是一種另類的收獲：通過社交的無接觸化，我們避免了與人打交道時種種令人排斥、反感、恐懼的“異質化”力量——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了“走親戚”。不管是熟人還是陌生人，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總是驚喜和壓力并存，但也因此顯得十分復雜，而病毒，簡化了這一切。
弗拉斯珀勒對社會的敏感化還是給予了足夠多的肯定，畢竟它讓我們更加重視人的細微情緒、人與人自我之間的邊界，尤其是讓邊緣群體曾經被忽視的情緒獲得了承認。但同時，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她對敏感化趨勢提出的警惕：如果新一代的年輕人過分地推崇“斷”的文化，為自己免除掉種種來自異質化他者的壓力，很有可能陷入一種“囊泡式”的生存狀態，反而因對自我意識的追求陷入一種自我的狹隘中。每個人在生活中都會與自己價值觀、行事風格不同的人共處，他們可能是親戚，是同事，甚至是朋友，這是生活復雜性的一部分。很多時候，探尋人與人之間合理的邊界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一味地肯定或者否定年輕人的“斷舍離”，也會失去現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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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Rex_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