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秋天，年僅19歲早熟的畢加索還不為人所知。這一年，巴黎世界博覽會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他和他的朋友，西班牙詩人、畫家卡洛斯·卡薩吉瑪斯(Carlos Casagemas)從巴塞羅那乘火車來到巴黎，目的是看自己的作品掛在世博會西班牙館。這件作品是1898年創作的《最后時刻》(Last Moments)，1903年將其覆蓋重新繪制為《生活》(La Vie)，這是他“藍色時期”的巔峰之作。
5月12日，“年輕的畢加索在巴黎”(Young Picasso in Paris）在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開幕，該展是“畢加索慶典1973-2023”的一部分，雖然僅展出了10幅作品，卻探索了畢加索在關鍵的一年創作的演變，展示了“成為畢加索之前的畢加索”。
1904年，畢加索在巴黎蒙馬特“洗濯船畫室”。
(資料圖片)
展覽由古根海姆現代藝術策展人梅根·豐塔內拉 (Megan Fontanella) 策劃，是歐美博物館“畢加索去世50年”舉辦的30余場展覽之一。這些展覽反映了在藝術家去世半個世紀后，繼續影響著新的一代，而且仍然蘊藏著有待學者和新技術發現的奧秘。
古根海姆博物館以“畢加索慶典”為動力的研究于2018年啟動，館藏畢加索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巴黎煎餅磨坊》在修復和研究后，成為展覽的核心。這幅作品描繪了一個舞廳，里面坐滿了穿著優雅、漂亮的男人女人，他們跳舞、喝酒、談笑風生；也有人目光游離，似乎在隨時尋找下一個話題。它相對安靜，一個完全了解其時尚、肢體語言和人際關系的藝術家畫下了溫文爾雅、世故的人群。
畢加索到巴黎，更大的使命是希望樹立自己的聲譽，他參加了現代法國繪畫的速成班。在此期間，他與其他藝術家共用工作室和模特，貪婪地體驗著這座城市提供給他的一切。他是一位才華橫溢、雄心勃勃、善于交際的外來年輕藝術家。他去博物館看經典藝術品、去美術館看最新藝術潮流。他在咖啡館、卡巴萊（有歌舞表演的餐館）和舞廳享受迷人的波西米亞夜生活，“煎餅磨坊”（Le Moulin de la Galette）是其中最著名的。
他開始在巴黎社交，最初是西班牙藝術家和作家，其中一些是巴塞羅那的舊識，隨著法語的學習，他結識了越來越多的巴黎人。
他思考借鑒著前輩藝術家的繪畫風格——雷諾阿、圖盧茲，尤其是瑞士出生的插畫家泰奧菲勒·斯坦倫（Théophile Steinlen），可能還有點修拉。所以舞廳的顧客帶著流暢、平靜的古典形式。
在普遍的黑暗中，男性的黑色外套與女性顏色微妙、面料多樣的服飾交替出現，巴黎社會的橫截面在電燈下交匯。他對明亮空間的華麗渲染，雖充滿活力，卻也令人不安。這在某種程度上歸功于畢加索對委拉斯開茲和戈雅的熱愛，也可能與拉蒙·卡薩斯(Ramon Casas)憂郁而柔和的空間描繪有更多的共同之處。
幽暗的展廳，凸顯出各種畫中的顏色——在《側面的女人》（Woman in Profile）和《戴帽子的妓女》（Courtesan With Hat）粗糙的點彩、《食客》（The Diners）的紅色地毯……在唯一一瞥日光的《1901年7月14日的游行》中——來來去去紅、白、藍的筆觸暗示著一種印象派的激蕩。其中，《巴黎煎餅磨坊》的完整性和復雜性卻不容低估。這是畢加索在巴黎完成的第一批畫作之一——記錄了在巴黎最初兩個月，藝術家的創作被沉浸式的改造。這也是第一件進入法國收藏的畢加索作品，它最初通過藝術品經銷商貝爾特·威爾（Berthe Weill）賣給了出版商和收藏家亞瑟·哈克（Arthur Huc），后者在發現畢加索方面的作用常常被忽視。
《巴黎煎餅磨坊》自2021年11月起不再展出，博物館的高級繪畫保管員朱莉·巴滕(Julie Barten)負責對它進行了的清潔和修復。她一絲不茍地清潔表面，用棉絮和濕紙擦掉一層污垢和幾十年前覆蓋其上的發黃的清漆。修復的過程也是研究的過程，在高科技儀器輔助和來自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和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研究人員的援助下，煤氣燈的光芒更加明亮;空間更具景深、高禮帽、酒瓶和玻璃杯更有立體感，同時也揭示了畢加索在創作過程中所做的一些變化——畫面左下角的黑色上，曾有一只赤褐色皮毛、系著朱紅色的蝴蝶結的查理王獵犬在上面休息；桌邊還放著一把空椅子。
這場展覽中另一個最精彩的時刻是一幅1900年用炭筆和蠟筆繪制的充滿活力的畫作，它來自歐洲的一個私人收藏，這是首次在美國展出。這如同一張“自拍照”，描繪了畢加索和他的朋友們興高采烈地離開世博會。這些朋友就包括了畢加索和他的女友奧德特，以及卡薩吉瑪斯和杰曼·加加洛（奧德特的妹妹）等，也正是杰曼導致了卡薩吉瑪斯的自殺。在畫中，畢加索以來自不同方向黑色筆觸的重疊表現出他們挽著胳臂，身體傾斜的嬉鬧氣氛。畢加索繪畫天賦在畫中人的動態上顯而易見，這一次前景中的查理王獵犬沒有被抹去。
展覽偏重畢加索對巴黎社會生活的描繪，但巴黎在很長一段時間并未接受畢加索。在這里他是一名嫌疑人、一名外國人，被警方跟蹤，被貼上“威脅社會安全”的標簽。警方的檔案里，塞滿了他的報告、審訊筆錄、居住證、身份證照片、指紋、租金收據和入籍申請。 甚至，法國主要的國家博物館一度拒絕展出或收藏他的作品。比如1929年，盧浮宮拒絕了《阿維尼翁的少女》作為禮物入藏。即便在當時這幅畫已經被普遍認為是具有轉折點意義的杰作。直到“二戰”后，法國才對畢加索發生了改觀，當時畢加索已經是一個票房寵兒，他開始向法國省級博物館捐贈作品。他知道慷慨會給他帶來什么，這是在公共領域播種種子，讓更多公眾看到和了解他的作品，傳播他的品牌。這都是后話。
1935年，畢加索在巴黎申請外國人身份證的檔案。
展覽兩件極具個人風格的自畫像，記錄了初到巴黎的畢加索。
畢加索去巴黎前的幾個月在馬德里和巴塞羅那度過。其中一幅自畫像可能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顯示了一位藝術家以準表現主義筆觸的黑暗背景下，強調著自己強烈而灼熱的凝視，他臉的周圍環繞著藍色的光環。
另一幅更著名的自畫像創作于1901年的最后幾個月，他于這年5月中旬重返巴黎，準備在畫商伏勒爾(Ambroise Vollard)的畫廊舉辦他在巴黎的首次個展。 這個四分之三側面展示了藝術家強大的個性，扁平的藍色背景趨向于展廳墻壁的顏色；他蒼白冷酷又猶豫不決的表情和厚實的黑色大衣，讓他看起來有點像即將隨船沉沒的船長。
這兩幅畫打開了通往畢加索“藍色時期”的大門，擺脫了他在巴黎第一批畫作中更明亮的色彩和情緒，引入了一種更原始的模式（盡管受惠于格列柯和象征主義）轉向內心、走向畢加索內在氣質的憂郁，他持續的貧困和他對朋友卡薩吉馬斯死亡的哀悼。1901年2月，卡薩吉馬斯在巴黎，當時畢加索在西班牙。 這幅令人難以忘懷的自畫像為畢加索對“光明之城”的熱情洋溢的欣賞畫上了句號。
“年輕的畢加索在巴黎”不僅是了解這位藝術家早年歲月的窗口，還展示了正在轉型的藝術家。巴黎顯然給畢加索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其多樣性的景觀和文化能量深深吸引著年輕的藝術家，促使他自由的追求，他自己也留給世界不可磨滅的印象。
（澎湃新聞記者 黃松 編譯）（注：展覽將持續至8月6日，本文編譯自《紐約時報》、《OBSERVER》、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官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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