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1986年曾震驚世界的三星堆遺址，以大量重大的新發現，近日“再驚天下”，新發現6座古蜀“祭祀坑”，已出土黃金面具等500余件重要文物。
(資料圖片)
有媒體不僅對考古現場進行直播，還連線相關專業人士進行講解，吸引了很多公眾觀看。但是，直播連線中出現的一張面孔，在網絡上引起了熱議。他就是《盜墓筆記》系列小說的作者“南派三叔”。將嚴肅的考古工作與“盜墓”關聯起來，許多網友對此表示不解。內蒙古大學考古文博系系主任孫璐在微博直言，這就像電影《湄公河行動》的發布會上請了以“毒梟為正面主角且殺害了緝毒警察”的小說家來談對電影的理解一樣。
此外，制片方發布的消息顯示，根據《盜墓筆記》改編的動畫作品《盜墓筆記秦嶺神樹》計劃于3月24日在三星堆博物館舉辦首映禮。這也引發了輿論的強烈關注，一些考古工作者和歷史愛好者發言譴責，“盜墓不等于考古”的話題沖上了微博熱搜，館方取消了這次合作。
以《鬼吹燈》和《盜墓筆記》為代表的盜墓小說，更像是披著“盜墓”外衣的探險傳奇：古老的傳說、神秘的地域、恐怖的機關、失傳的寶物……集恐怖、懸疑、推理、冒險等元素于一體，受到了讀者的廣泛喜愛。用南派三叔引發大家對文物的關注、熱情，了解文物的價值、研究的意義，乃至用商業合作增加考古研究的投入，似乎是一件好事。但盜墓與考古水火不容，當與考古有關的新聞中出現了盜墓元素，而且還不是以負面形象示人，難免引起專業人士反感，為公眾“提起考古就想到盜墓”痛心疾首。
中華民族自古就看重喪葬禮儀。孔子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在專門記載先秦禮制的《儀禮》和《禮記》中，喪禮所占的比重相當大，根據死者生前的身份尊卑和血緣關系的親疏遠近，還有著一系列嚴密繁瑣的規定。這些規定經過發展，形成了宗教、宗法與等級觀念相結合的重喪禮俗。
也因此，古墓成為今人認識古代歷史的一面鏡子，古墓及墓葬中的隨葬品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其墓葬形制、工藝、葬式以及隨葬品的擺放方式等，雖然不像隨葬品本身一樣具有市場價值，卻是古人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
為了最完整地記錄下這些古代文化遺存中的信息，考古工作者在發掘古墓時,需要按照專業的研究方法，對古墓進行科學的清理、記錄、繪圖后,再進行分析、比較、斷代，從而最大限度地獲取信息，供研究使用，這一過程有時會持續很久。
中國古代有著“事死如事生”的觀念，歷史上的多個時期都盛行厚葬，盜墓活動也隨之產生。戰國時《呂氏春秋》就記載：“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奸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
盜墓者為了一己之欲，進入古墓竊取文物，不僅擾動隨葬品和墓主遺骸，破壞原有的葬儀葬式，還會讓其中蘊藏的珍貴信息歸于錯亂甚至流失。一些無知的盜墓者，還往往根據市場價值對墓中文物進行選擇，大量不為文物販子看中、極具科研價值和歷史文化價值的文物被他們隨手毀棄。更有甚者，不惜動用炸藥進行爆破，盜走文物的同時還對墓葬結構造成徹底的破壞。
這些都讓考古工作者喪失了研究的立足點，用孫璐的話說，“他們難以理解考古學家在看到發掘現場一地狼藉，心痛自己‘又來晚了’的絕望心情”。
上世紀90年代，甘肅禮縣曾遭遇過一場“古墓浩劫”，給學術界留下永遠的難題。上世紀80年代末，禮縣部分鄉村的農民在經濟利益驅動下，四處尋找、偷偷摸摸地開始了挖掘“龍骨”的地下活動，所謂“龍骨”，其實是大型的古生物化石，將其作為名貴中藥材出售，換取錢財。其間，不斷傳出有人在挖龍骨時挖到古墓、得到寶藏的消息。這些消息像風一樣飛快地彌散各地，一些不法販子聞訊而動，趕赴禮縣，最初以低廉的價格搜羅流散在農民手里的零星古董，繼而以越漲越高的現金坐地收購出土文物。
一場肇始于“先富起來”的脫貧夢，演變為部分村莊大規模盜掘古墓的行為，“若要富，挖古墓，一夜變成萬元戶”的順口溜，成了當時禮縣最為流行的語言。漸漸地，盜墓的中心地址集中到禮縣永興鄉的大堡子山上。
1993年6月20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時任《甘肅日報》駐隴南地區記者祁波采寫的報道《古墓悲歌》，反映了當時猖獗的盜墓行徑。文章寫道：“他們背起鋪蓋卷，帶著干糧，吃住在荒郊野外，當上盜掘古墓的專業戶。每當夜幕降臨，男女老少全部出動，滿山遍野都是燈籠火把，架子車來回穿梭，拖著吊斗運土的人排成長隊，全力以赴地盜掘古墓，奮不顧身地搜尋寶物。”僅僅6年時間，就有22條人命“賠”進古墓之中。
報道引起了甘肅省領導和有關部門的高度關注。省、市、縣三級文物單位深感事態緊急，接二連三地召開文物保護會議。打擊和保護多管齊下，使禮縣的盜墓活動基本得以遏制，截獲和保護了一批珍貴文物。但大堡子山出土了多少文物，有多少流散到國內外，具體的數字已無法統計。僅目前出現的，就包含數量可觀、規格甚高的青銅器和各類金制品，還有數量相當多的玉器。
2004年，由考古專家組成的聯合課題組開始調查禮縣西漢水上游地區新發現的數十處早期秦文化遺址，最終確認了大堡子山遺址，就是秦文化歷史上的第一陵區——西垂陵區。《史記》記載，秦國有兩位國君葬于西垂。他們分別是秦襄公、秦文公。大堡子山遺址出土的青銅器上，多數自銘“秦公”：秦公簋、秦公壺、秦公鼎。但因為墓葬中文物的大量流失，考古工作者始終無法確認這座秦公大墓的主人。
這場上世紀90年代的“古墓浩劫”給考古研究帶來了巨大的遺憾，這樣的行為也于法不容。我國刑法規定，盜掘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而出現盜掘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多次盜掘、盜竊珍貴文物或者造成珍貴文物嚴重破壞等情形的，可以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日前，公安部披露的衛某剛案也引發了公眾的關注。為了盜掘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陜西省彬州市的彬塔，衛某剛曾先后4次到彬州市踩點，租下彬塔附近的一樓門面房，辦理營業執照，在本地招收服務員，白天餐廳開門營業，到了晚間10點，衛某剛和同伙即從衛生間向下挖地道，朝著彬塔前進，挖掘往往至凌晨4點，挖掘的土用塑料編織袋小心地裝好運出。
為了掩人耳目，衛某剛等人組成的犯罪團伙每天凌晨僅搬出一袋挖出來的泥土棄置。最終如螞蟻搬家似的，利用數月時間慢慢將地道打通。石棺、金棺、銀棺、銅棺、鎏金棺、銅鏡等珍稀文物被一一悄悄轉移，經多人倒手賣出，獲利2300萬元。
5年間，衛某剛等人以相同的手法連續盜掘6座古塔，其中兩座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后也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座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案發后被公安機關追回的文物共95件，其中一級文物4件、二級文物5件、三級文物29件、一般文物57件。
該案已于2020年4月21日由咸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主犯衛某剛犯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
當地警方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近年來，隨著文物交易市場的活躍，文物價格水漲船高，在巨額利益的引誘下，不少蟄伏多年文物販子又重新出山組織盜墓項目，而不少買家默許文物買賣“不問來路”的潛規則，則助長了非法文物販賣行為，給打擊文物犯罪帶來挑戰。
根據我國文物保護法，文物收藏單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可以通過依法繼承或者接受贈與、從文物商店購買、從經營文物拍賣的拍賣企業購買，以及公民個人合法所有的文物相互交換或者依法轉讓等方式收藏取得的文物。
實際上，買賣文物也可能觸犯刑法。我國刑法規定，以牟利為目的，倒賣國家禁止經營的文物，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某個古玩交易App開通了鑒定師直播鑒定的欄目，很多人都把家里的古玩拍直播給他們鑒定，沒想到成了“天天鑒刑”。鑒定師被戲稱為“檢察官”，一個個化身刑法老師：“這個是好東西，大概小三年。”“這把商周的青銅劍，不和你開玩笑，夠死刑了。”
公安部有關負責人向媒體介紹，2017年以來，公安部會同國家文物局連續組織開展打擊文物犯罪專項行動，偵破盜掘、盜竊、倒賣文物案件3000余起，抓獲犯罪嫌疑人7000余人，破獲了一大批重大文物犯罪案件，讓6萬余件被盜掘、倒賣文物重新回歸。
上述負責人稱，近年來，雖然公安機關始終對文物犯罪保持高壓嚴打態勢，但是在暴利的驅使下，文物犯罪分子仍然在頂風作案，且手段日益專業化、智能化，文物犯罪已形成探、掘、盜、運、銷“一條龍”的地下文物犯罪網絡。
在這樣的背景下，在三星堆考古發掘“再驚天下”的歷史節點，館方與盜墓小說的這次“跨界合作”就顯得尤為不合適。作為文學作品，盜墓小說對這類違法犯罪行為的描寫并不必然會引起效仿，可能放在架空的時代背景下也不違法。但將犯罪行為的主體塑造成傳奇、英雄人物，即使他們身上有再多的美德，即使架空了時間，對于缺乏法律知識的群體、對于缺乏判斷力的未成年人，依然或多或少地產生負面影響。
比如，2013年山東青島就曾有4名男子通過盜墓小說簡單學了點皮毛技術，帶著鐵鍬、繩子、桶等簡單工具，到當地一處古墓實施盜墓“處女作”，被民警堵在墓穴里擒獲。去年，也有8人因看盜墓題材影視劇萌生盜掘古墓的想法，相約來到重慶大足，連掘兩個古墓都沒偷到東西。歸案后，不僅要承擔法律責任，還要承擔古墓修復費用4.6萬余元。
因此，媒體和相關文博機構面對公眾時，更應該慎之又慎。希望這場“盜墓不等于考古”的議論，能繼去年“北大考古女孩鐘芳蓉”火出圈后，讓更多人深入了解考古這條長期以來看著熱坐著冷的板凳。（劉言）
關鍵詞：
責任編輯：Rex_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