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聰（1934年—2020年），翻譯家傅雷長子，生于上海，7歲半開始學習鋼琴，1954年赴波蘭留學，獲得“鋼琴詩人”美名。2020年12月28日，因新冠肺炎在英國逝世，享年86歲。圖為1995年，傅聰在演奏會上。
當地時間2020年12月28日，鋼琴家傅聰因感染新冠病毒在英國逝世，享年86歲。
1981年，《傅雷家書》由三聯書店出版，轟動一時，長銷不衰。40年來，我們透過封封家信，仰望著作為父親的傅雷，卻不免忽視了信件對面的另一人——那個7歲半學琴、20歲只身赴歐，名滿天下又漂泊一生的“鋼琴詩人”“中國的肖邦”傅聰。
傅聰的好友、主持人曹可凡，兩天前就聽聞了傅聰入院的消息，如今得知噩耗，心情沉重。“很多年來，我把他看作自己的精神導師。他每次來上海，單單只是陪他聊聊天、吃吃飯，已經是非常愉快的經歷。”
曹可凡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傅聰最近兩年的心情一直比較低落，因為身體狀況不佳，對演奏造成了困擾。“音樂家的部分被抽走之后，他只剩下一副物理皮囊，對他來說，這可能是巨大的痛苦，所以一直覺得心灰意冷。”
如今斯人已逝，讓曹可凡倍加感傷的是，像傅聰這樣有著深厚藝術見地的人，幾年間“一座橋連著一座橋地塌陷”，仿佛這個世界正在遠去。
鋼琴家郎朗在接受《環球人物》記者采訪時，把傅聰形容為“古典樂壇里的一股清流，也是一座精神燈塔”。“我清楚地記得2001年在倫敦首演結束時，傅聰先生滿含熱淚地過來與我擁抱。”郎朗說，“他會親自給我爸打電話，叮囑我多讀中國文學，還推薦王國維先生的《人間詞話》，告訴我要永葆赤子之心。”
最讓郎朗難以忘卻的，是傅聰對人生的一句總結——先做人，然后做藝術家，最后才是鋼琴家。
“東方升起一顆星”
這句話，原是父親傅雷說的：“先做人，才做藝術家，才做音樂家，才做鋼琴家。”這是傅聰離開上海前，他對兒子的臨別贈言——自做父親那一天起，為孩子掌舵，便成為傅雷的責任與樂趣。
1934年，傅聰出生在上海的巴黎新村。
上世紀40年代初期，傅雷、宋淇與十來個朋友發起了兩周一次的茶會，每次請一位來客為大家講座，有時文藝，有時科技，也談論時局，話題天馬行空，從法國文學到普希金的槍傷，甚至還有英國詩歌中的布谷鳥問題。
這就是楊絳在《憶傅雷》中所說的“不能忘的夜談”。知識分子在上海孤島不知“長夜漫漫何時旦”，傅雷家樸素幽雅的客廳，成了沉悶苦惱生活中的避風港。那時的傅雷，“兩手捧著個煙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來，眼里是笑，嘴邊是笑，滿臉是笑”。
1956年夏天，傅聰與父親在討論詩詞。
只是這笑臉，只許朋友看，絕不許孩子看。傅雷禁止孩子們在客廳聽大人說話。有一次，傅聰和弟弟傅敏躲在樓梯旁偷聽，只聽傅雷一聲呵斥，兩個孩子噔噔咚咚逃跑上樓。過了一會兒，傅雷發現他們依然鬼頭鬼臉坐在原處，于是天降雷霆。楊絳說他們一干人，“誰也不敢勸一聲，只裝作不聞不知，坐著扯淡”。
他是“不折不扣的嚴父”。傅聰不愛吃青菜，專撿肉食，又不聽警告，傅雷就罰他只吃白飯。5歲時，傅聰在客廳寫字，傅雷在吃花生，不知何事就火了，“順手掄過來蚊香盤，擊中鼻梁，頓時血流如注”。
傅聰三四歲愛聽古典音樂，7歲半開始學鋼琴。為術業專攻，傅雷將兒子從小學“撤回”。英文、代數、幾何，請了老師來教；他親授語文課，“從孔、孟、先秦諸子、國策、左傳、晏子春秋、史記、漢書、世說新語等等上選材料”，用毛筆抄寫，編成課本。
彈琴是苦差，有時傅聰偷懶，邊彈邊看《水滸傳》，傅雷在三樓，從琴聲中覺察出異樣，下樓一聲暴吼，“像李逵大喝一聲，嚇得人魂飛魄散”。接連換了幾個老師，都覺得傅聰是“問題兒童”，可每次傅雷鎖上琴，叫他不必再學，他又對琴哭得傷心。
1948年，傅雷攜全家去昆明。十幾歲的少年極為叛逆，那時的傅聰憤懣反抗父親，“甚至于要出人命”。后來父母帶著弟弟去了香港，不久返回上海；他則自作主張，考入云南大學外文系，琴藝停滯不前，整天忙著學生運動、打橋牌、談戀愛。
朋友們可惜他虛度光陰，幫他在教堂辦音樂會。傅聰照著一本《101首世界名曲集》，挨個彈了一遍。演完后，一位同學拿著口袋為他募捐，回上海的路費于是湊齊。
1951年，傅聰出現在上海江蘇路的新家門口，自此脫胎換骨，用心練琴，每天七八個小時，酷暑天氣，衣褲盡濕也不休息。一年后，蘭心劇院，傅聰第一次登臺公演，與上海交響樂團合作，演奏貝多芬的第五鋼琴協奏曲。那一年，他18歲，睡在床上還推敲樂曲的章節句讀，手指彈痛了，指尖上包著橡皮膏再彈。
1954年8月，傅聰留學波蘭，師從“肖邦權威”杰維茨基。74歲的老教授精力旺盛，喜歡站著授課，遇上激昂的音樂會吼叫高唱。“杰老師”對他說：“聰啊，你的心里有一頭猛虎，你得好好控制住。”
一年后，傅聰參加了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27個國家、74名選手，場外傅雷密切關注，得出結論：“除非洲來的以外，沒有一人的學歷像你這樣可憐的。”
第一場比賽，傅聰因練琴時用力過猛，手指受傷，排到最后一天。原定12點上臺，他10點半去，不料排在前面的3人不是手痛就是生病，只能兩手冰涼地倉促登臺。
三輪比過，宣布結果，傅聰名列第三，成為第一個在國際鋼琴比賽中獲獎的新中國音樂家。聽眾上來擁抱他，淚水沾滿他的臉，許多人聲音啞了，說一生從未如此感動過。
當天，新華社播發了獲獎電訊，向祖國人民報喜。傅雷給兒子去信：“東方升起一顆星，這么光明，這么純凈，這么深邃；替新中國創造了一個輝煌的世界紀錄。我做父親的一向低估了你，你把我的錯誤用你的才具與苦功給點破了！”
左圖：傅雷為傅聰編輯并手抄的古詩詞讀本。右圖：1954年，在波蘭華沙為比賽做準備的傅聰。
家書抵萬金
父子關系在傅聰出國后，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傅雷家書》中第一封，就是父親的懺悔：“我良心上的責備簡直消釋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永遠對不起你，我永遠彌補不了這種罪過！”
空間的距離和時間的流逝，慢慢沉淀出嚴父的反思和溫情。在家書中，傅雷分享人生感悟：“人一輩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傳授戀愛指南：“交友期間，盡量少送禮物、少花錢：一方面表明你的戀愛觀念與物質關系極少牽連；另一方面也是考驗對方。”像老友般掏心掏肺：“在外倘有任何精神苦悶，也切勿隱瞞，別怕受埋怨，一個人有個大二十幾歲的人代出主意，決不會壞事。”如一個普通老父親一樣絮絮叨叨——去別人家做客時如何脫下大衣、處理圍巾、放置雙手、使用刀叉，講英文時可用哪些多姿多彩的字眼取代千篇一律的“多妙”“多了不起”，寄回一張照片也要一串盤問：為什么不胖？是否太用功？睡眠不足？還是光暗對比顯得瘦？誰給拍的？怎么室內有兩架鋼琴？
1955年1月26日，傅雷在給傅聰的信中說：“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創造許多心靈的朋友！永遠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會落伍，永遠能夠與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
這一年，傅雷當了上海政協委員，天天找圈子里的高級知識分子談話，認認真真寫了18萬字的意見書。政協發言有時間規定，他就在家念稿子，必須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才行，發言稿寫得像翻譯一樣認真，一稿、二稿甚至三稿。
“雙百”時期，他走出書齋，就文藝界、出版界問題，發文12篇。這些文章給他和家人帶來可怕的連累。1958年4月，傅雷被劃為“右派”分子。
傅聰在波蘭也成為批判對象。有人反映他出名后用收入租房，進出乘坐出租車，過著“資產階級生活”。還有風聲說他回國后，要下鄉勞動5年，傅聰嚇壞了，“我無法理解鋼琴家去勞動以后怎么辦？難道改行？”
1958年12月，煎熬中，傅聰決定離開波蘭，去英國。還在空中，外國通訊社便已發出“傅聰出走”的電訊。他剛抵達倫敦機場，外國記者便團團圍上。他一句話沒說，鉆進轎車，飛馳而去。
傅雷聽到消息，“頓如霜打雷擊”，在家躺了好幾天，不吃不喝。10個月后，獲組織批準，他寫信給日思夜想的兒子：“你既沒有忘懷祖國，祖國也沒有忘了你。”那正是傅雷最艱難的日子，視力衰退、關節炎、三叉神經痛，各種慢性病接踵而來。在出版無期的長夜中，他翻譯了《幻滅》，重譯了《約翰·克利斯多夫》，把丹納的《藝術哲學》譯成，將其中一章6萬多字的《希臘的雕塑》端端正正抄好，寄給傅聰。夫人朱梅馥寫信說：“爸爸雖是腰酸背痛，眼花流淚，但是為了你，他什么都不顧了。”
此時的傅聰，以彈琴為生，收入甚微。20世紀60年代，西方媒體熱衷宣揚另一陣營中“叛逃”的藝術家，傅聰選擇避而遠之，不愿以政治“加持”藝術。
1960年，83歲的作家赫爾曼·黑塞通過一臺收音機聽到了傅聰演奏的肖邦音樂，既興奮又感動，隨即寫了一封《致一位音樂家》的公開信。
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生聽過許多人演奏肖邦，但都不是他心目中的肖邦，卻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中國鋼琴家，復刻了真正的肖邦。“我可以感受到紫羅蘭的清香，馬略卡島的甘霖，以及藝術沙龍的氣息。”黑塞說，“他像是出自《莊子》或《今古奇觀》之中。他的演奏如魅如幻，在‘道’的精神引領下，如古老中國的畫家，以毛筆揮灑自如，跡近吾人在極樂時刻所經歷的感覺。”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傅聰舉行了2400場獨奏音樂會，錄制了50張唱片，擔任過各大國際比賽的評委。從梅紐因（后成為其岳父）這樣的前輩大師，到鄭京和、阿格里奇、巴倫博伊姆這些知音，他以一位中國鋼琴家的身份，進入到那個頂尖的藝術圈。
出走后，傅聰立下“三不”原則：不入英國籍，不去臺灣，不說不利祖國的事、不做不利祖國的事。然而，身為鋼琴家，一年到頭“跑碼頭”，去許多國家演出需要簽證。萬不得已，1964年，傅聰加入了英國國籍。
傅聰在彈奏鋼琴。
“你是以藝術為生命的人”
傅雷夫婦為此郁悒很久，幾個月不再去信。直到傅聰長子凌霄出生，才于1964年10月31日復函：“民族自尊心受了傷害，是短時期內所不能平復的，因為這不只是‘小我’的、個人的榮辱得失問題……我們比什么時候都更想念你，可是我和你媽媽都不敢談到你：大家都怕碰到雙方的傷口，從而加劇自己的傷口。”
自傅聰從波蘭出走倫敦，傅雷始終難以擺脫精神的苦痛。除埋頭譯作外，給孩子們寫信成了他最大的支撐。他在信中很少言及苦衷，更多的是不厭其煩地與兒子討論藝術，并多次叮囑他“禍從口出”“言多必失”“行動慎重”——政治時局波譎云詭，傅雷看到了人心叵測、世情險惡，自覺孤弱，不善圓轉周旋；傅聰在國外多年，謹守父親教誨。
1966年8月12日，傅雷用英文給兒子、兒媳寫了一封信：“想象孫兒在你們的客廳及廚房里望著我們的照片，從而認識了遠方的爺爺奶奶，這情景，又是多么叫人感動！盡管如此，對于能否有一天親眼看見他，擁抱他，把他摟在懷里，我可一點都不抱希望……媽媽相信有這種可能，我可不信。”
這是他寫給傅聰的最后一封信。9月3日凌晨，傅雷默默寫好遺書，和妻子將天藍色土布床單撕成長條，搓成絞索，掛到落地窗鋼架上。然后在地板上鋪上一床棉被，放上方凳，靜靜踩上去。
3頁遺書工工整整，沒有一處修改。親戚委托他們修的表要還，600元存單贈予保姆，現鈔53.3元作火葬費。地上放了棉被，是怕踢倒凳子的聲音，驚擾鄰居。
兩個月后，傅聰才從一位法國朋友那里得知父母去世的消息。一些外國記者趕來，要他發表談話，他什么也沒說，只是在一次獨奏音樂會上，對觀眾說了一句話：“今天晚上我演奏的曲目，都是我的父母生前所喜愛的。”
1979年4月，傅雷沉冤昭雪，上海市文聯為他舉行追悼會。20多年后，傅聰終于回到祖國。“我沒有從他的身上看到常常能看到的，從海外來的那種世紀末的長發蓄須、艷裝怪服的頹唐的所謂藝術家的俗不可耐的形象。”作家樓適夷說，“從形象的樸實，見到他精神世界的健壯。”
1979年，傅聰（左）與傅敏兄弟為父親送行。
上世紀80年代，國門大開，傅聰常常回國演出和講學。中央音樂學院聘請他為兼職教授，在典禮上稱其為“同志”，讓聽慣“傅聰先生”“Mr.FouTsong”的傅聰，倍覺親切。服務員在桌子上放了“英籍鋼琴家傅聰”的牌子，他立即把“英籍”兩字涂掉，說我不是“外賓”，我是中國人。
《傅雷家書》出版后轟動一時，傅聰卻不忍卒讀，一翻就淚如雨下，不能自持。有一次回北京，電視里播放戲曲節目，一個孩子四處找自己的爸爸，他坐在房間，嚎啕大哭。
“赤子之心”，他說這是家書貫穿始終的東西，那個寫信的人，“一生沒有一分鐘度過的是行尸走肉的時光，他的腦永遠在思想，他的心永遠在感受”。2013年10月27日，傅雷和朱梅馥的骨灰合葬于上海浦東的海港陵園，傅聰和傅敏請人在墓碑上刻下了這句話：“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傅聰繼承了這份基因。有一次，音樂家李春光問他，你為什么不彈柴可夫斯基？那時剛剛開放，柴可夫斯基比較通俗，容易聽，有“劇場效果”。傅聰坦率地說，彈柴可夫斯基需要輝煌的技巧，我沒有。一場獨奏會，他幾次返場，最后彈了一首肖邦夜曲，再不肯加演，因為“我的眼淚已經快要掉到琴上了”。
傅聰不是三四歲就坐在琴凳上的天才神童，也不是手速快到可以燃煙的技術派。他沒有“童子功”，后期勤學苦練，導致腱鞘炎發作，一副半指黑手套，陪伴他幾十年。
晚年的傅聰，兩抹長壽眉引人注目，在眼角處拐個彎垂下。曹可凡回憶，音樂會上，哪怕是微弱的耳語或拍照的“咔嚓”聲，都會惹他不快，有時甚至會中斷演奏以示抗議。生活中的鋼琴家，卻是慈眉善目，嘗上幾口上海小菜，更是喜上眉梢，活脫一個老小孩。“我覺得他的這一輩子其實沒有離開過祖國，沒有離開過上海。”
所以他講音樂，才常常“中西混搭”——用歐陽修的“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形容肖邦，把莫扎特音樂里的赤子心比作賈寶玉和孫悟空；又說貝多芬像杜甫，用音樂與世俗抗爭；舒伯特像陶淵明，有返璞歸真的理想；而德彪西就是“一個中國音樂家”，有一種“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的東方境界。他說自己一輩子搞西樂，但心所安處還是中國的山水世界。
憑藝術的力量與堅強的心志，傅聰同命運鏖戰一生，直至勝利。
因為父親在40年前說過：“你是以藝術為生命的人，也是把真理、正義、人格看做高于一切的人。”（本刊記者 許曉迪 毛予菲 陳佳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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